《大同》是2015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得主，由於頒獎前台灣本土的《灣生回家》呼聲極高，且又創下了近年來最高的紀錄片票房，加上《大同》是來自對岸的作品，難免會扯上兩岸政治對立的敏感神經。所以，當《灣生回家》被《大同》擊敗而痛失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座之後，我記得國內不少臉書、媒體和網站討論區一片砲轟隆隆，不過多數以「泛政治化」的角度來討論，電影專業的討論不是說沒有，但整體比例較少，殊為可惜。加上，《大同》在大陸遭到禁演，更增添了爭議性。所幸，本片終於在台上映，如此話題性的紀錄片，不看還真對不起自已。
由於我沒看過《灣生回家》，所以不便評論該片好壞，但單就《大同》的表現來看，確實有得金馬最佳紀錄片的資格。首先，以紀錄片的功能來看，《大同》確實達到了真相紀實的效果，拆遷過程中大陸官員粗暴的手段之呈現，官僚因循守舊的嘴臉與弱勢求助無門的可悲，都以第一手「影像符號」還原當時，令人有身如其境的臨場感，不但有助了解事件脈絡，其挑起情緒共鳴的效果不輸給劇情或商業類型的電影；若以「社會性」的角度來看，強烈地指出了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有助於強化觀眾關懷自已社會的動力。
也因此，可以看到對岸官方在推動都市發展時，公民參與和法治保障的匱乏。市民方面的聲音幾乎是被建設文化古城的願景宣傳所掩沒，說拆就拆，加上不少底下的執行官員只求向上級交差了事，「形式上 」合乎規定即可，「實質上」的保障效果，那就再說！例如，給了一位七旬老婦美侖美煥的安置房，但卻位於高樓，叫膝蓋退化的她如何能爬上爬下？又或者，許多當年因政府的錯誤法令而導致現今不符合更優惠安置條件的住戶，也只是用「這是法律規定，沒辦法！」來打發掉。
其次，雖然紀錄片常因缺乏「故事性」而招致枯燥乏味的批評。不過，《大同》在不影響真實性的前題下，用類劇劇化的敘事剪輯，巧妙了避開這個缺點，雖然還是很紀錄片風格，但觀看的同時，有不少鏡頭是趣味恆生，例如中共市民議會選舉徒俱形式的荒唐，或大同市長耿彥波誓言到太原持續未完成的理想之時的反差效果，更是全場哄堂大笑。
再者， 片中有不少鏡頭是充滿寓意的，出現了不少新舊事物並立的畫面。新事物的產生是奠基於犧牲舊事物的代價上，彷彿是代表犧牲住戶的權益來換取更進步的發展之意涵；然而，不少不願搬遷的住戶的住家建築之破舊，衛生條件之低落，環境污境之嚴重，似乎給了都市重整絲毫的正當性，亦象徵舊事物再怎麼頑固，也抵擋不了歷史巨輪的碾壓之意。
另外，《大同》似乎也沒有完全落入傳統一面倒的批判窠臼，其敘事不灑狗血，極為克制，所以幾乎沒有抗爭流血的畫面，反而從拆遷戶正反方的意見陳述(雖然反方較多)和市長耿彥波私下的內心吐白與法令制度方面的篇幅描寫，來呈現這場影響大同市甚鉅的市政發展。觀眾從片中人物對白與互動，細味華人官場文化、家父式施政的利弊參半，與民眾看待此事的觀點，可謂微鉅兼容、黑白交錯！
最有趣也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片中的主角大同市長耿彥波並不是貪官污吏的形象，反而想透過大同市悠久又量多的文化資產，將其打造成擁有文化底蘊的都市，進而以此為基礎，擴大經濟發展，再造福當地百姓。此外，他會不假辭色地狂電執行不力的官員，也加以整治偷工減料的廠商；面對前來陳情的民眾時也願意傾聽，盡量給予援助；若有人舉發有違規情事，亦會去善後補救。所有事親力親為，出入簡裝便服，最後因突如其來的調令，離去前壯志未酬的不甘落淚，皆看得出來他有遠大的理想。所以在片中，也會看到為數不少挺他的市民，認為他是勇於任事的「父母官」。
然而，他是一位好官嗎？我的看法是「是，也不是」。肯定之處，除了前面所提，劇中有句話：「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反映了對岸官員對於任期的體悟，然而卻因此讓耿彥波決心在所到之處，留下對得自已和居民(雖然完全以自已主觀想法來看)的成就，所以整天早出晚歸到讓自已太座抱怨痛批不要命。以「任事」角度，他確實是「勤政」；以「動機」來看，他確也正面；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的眼界有別一些只追求「硬性發展」的大陸官員，當他說：「人家慕名到法國巴黎，可不是因為他們的ＧＤＰ高，而是文化深厚的底蘊」時，不但已達到好官的門檻，其思維確是有見地。
而不是之處，除了前述的缺失外，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將自已的理想強加在大同市民上，以民主標準來看，並未經「公開對話」、「公共審議」和「公民參與」來爭取人民支持；再來，他處事果決，要求效率，但也因此讓底下執行公務員和廠商備感壓力，進而出現只求交差了事的心態，雖然發現弊端會予以打擊，但畢竟是事後之舉，而且是看到一件解決一件，反而曝露出事前缺乏完善規畫，與事後管理上仍未達到百分百的防弊效果，更別提拆遷過程的粗暴，執行者以打人而迫遷，即使這不是他授意所為，但仍免不了管理上的責任。這些問題有些是他個人的因素，有些是中共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因素，但不管如何，身為大同市長的耿彥波都得概括承受，有問題產生就是他的責任！
從另一方面來看，耿彥波的作為(不論好壞)其實帶出了「法治與人治」的辯證。一直以來，「法治」被視為社會進步的象徵，不過在《大同》的脈絡中，耿彥波對陳情市民請求的回應、魄力和彈性，解決問題的效率絕非法治可比，法治很多時候太強調理性和程序正義(尤其碰到保守消極的官員)，不但予入冰冷之感，更有時錯失了給予人民最大保障和福利的最佳時機。所以，我有時也會想，人治並非絕對不好，要看「治」的「人」用權力做了什麼和產生的結果，這種「極度的二分法」並不恰當。有趣的是，《大同》並非極度推崇「人治」，誠如前面所提，片中執行公務員手段的粗暴，該走的程序便宜行事，都是人治的問題，更別提耿彥波被調走之後，因為繼任者態度保守，所以前任者的政策無以為繼，反而造成財政缺口。這是人治的最大敗筆，人民過得好不好，要碰運氣，看可不可以碰到「聖人明君」。法治雖然效率差，但制度健全，人民權利的保障空間比人治大，並且穩定。不過，這兩種價值在《大同》的時空脈絡裡，是難以一語道破好壞的，優缺皆呈現在銀幕前，一切留待觀眾自行判斷。
所以，《大同》導演周浩確實有一套，在冷靜克制的鋪陳下，仍可感受百姓各種強烈的情緒。在直指問題的核心的同時，卻又帶領觀眾另一思考的方向，不輕易落入二元對立。多視角的畫面非但沒讓中心人物耿彥波失焦，反而拼湊出其內心複雜理念的完整拼圖，透過他的行動帶出更大的法治與人治衝撞的火花。最重要的是，耿彥波一個政策可以改變數十萬人的命運，但他自已面對命運時也是無能為力，導演周浩將方面描繪得異常到位，加上被拆遷戶的心聲，都讓《大同》充滿了人味，十分引人入勝，我只能說：「周浩，你好樣的」！
總之，《大同》的特別之處在於，能夠如此遊刃有餘地遊走官民之間的視角，將如此敏感的題材處理得有條不紊，讓不同立場的人在《大同》裡看到各自想看的東西。一方面似乎在控訴弱勢面對國家暴力時的無助，一方面又給了人治難以忽視的效率和法治的必要性與不足之處。耿彥波到底是大刀闊斧的改革家還是好大喜功的野心家，觀看之人各有感受，給予觀眾極大的解讀空間，這不正好也是片中地上書法「 大同大不同」的寓意？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本片也點出了人治的隱憂，這應該是看過的台灣人的「大同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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